东京文学界的舆论导向是：谷崎润一郎是真正的文学大家，三岛由纪夫和其他作家一样，只能退居二流艺术家的席位。在西方评论界，戈尔·维达尔早在二十五年前也持有相同观点，近来，石黑一雄也这样认为。但是，三岛传达给我的感觉是既合乎世界已有的危机感，又迫切地与之相衬，这便是其他日本作家所无力企及，因而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地方。也许唯一可称作例外的便是芥川龙之介，即七十年前的《罗生门》的作者，芥川最终也是自杀身亡。这倒不是说当时日本文坛会大争特争某人在文坛的老大地位。书店经营者会告诉你，二十年前，最畅销的书便是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如今的日本书店里则是漫画和电子游戏大行其道。他预言了现代日本必将全民空虚，也屡次以自身行为演绎人生的“虚无”——既是“丑陋”的代名词，也在他的具体个案中表现为特殊的戏剧性的“嗜血”——在1970 年11 月25 日走到自己的末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1999 年8 月
——蒙田
三岛由纪夫去世已有二十五年了，但他依然是——可能永远都是——拥有最多译本的日本作家，这要归功于他精力充沛的多面创作。在日本历史上，他是唯一一位在文学四大领域享有盛名的作家，无论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或是散文和戏剧都有杰作流传，更何况，他在戏剧方面的创作尝试兼有日本传统歌舞伎、能乐和西方古典戏剧，这尤其令他名扬海外文化界。那么，他是否轻而易举就有此成就了呢？三岛名作的翻译至今仍在推进之中，似乎足以掩盖反面评价。三岛由纪夫，无数次被人冠以诸如“另类怪人”的标签，仿佛他只不过是爱出风头。而人们又会一再地阅读他的书，一再地发现他拥有出其不意打动读者的能力，并品味出他锐利先锋的思维体系。在日本，三岛的前辈，1968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曾给予他极高的赞誉，在1970 年答《纽约时报》记者问时，川端说道：“三岛由纪夫拥有非同寻常的天赋，并不是在日本范围内这么说，而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难找到这样的天才。像他这样的天才恐怕三百年都难遇一个。”这种评价不禁让我想到一个场景，三岛作为作家，始终在奋斗不已，撰写遗作《丰饶之海》时他也遇到了巨大的写作上的障碍，也多次不可避免地犯下鲁莽轻率的错误，这正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所批注的那样：他的天赋似乎只能被欣赏他的人看到。
但若用到“天才”这个词形容三岛由纪夫呢？时至今日，少数日本评论家会表示同意，而另一部分人则会强烈反对，除了那些被三岛的政论观点摒弃在外的评论家们——事实上，他们之间的争论是非文学性的，还有便是一些拥有敏锐眼光的文学家。东京文学界的舆论导向是：谷崎润一郎是真正的文学大家，三岛由纪夫和其他作家一样，只能退居二流艺术家的席位。在西方评论界，戈尔·维达尔(美国剧作家、艺术评论家、散文作家和小说作家。著有讽刺戏剧《麦拉·布雷肯里吉》，以及历史三部曲《伯尔》《1876》《林肯》)早在二十五年前也持有相同观点，近来，石黑一雄(日裔英籍作家，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这样认为。但是，三岛传达给我的感觉是既合乎世界已有的危机感，又迫切地与之相衬，这便是其他日本作家所无力企及，因而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地方。也许唯一可称作例外的便是芥川龙之介，即七十年前的《罗生门》的作者，芥川最终也是自杀身亡。这倒不是说当时日本文坛会大争特争某人在文坛的老大地位。书店经营者会告诉你，二十年前，最畅销的书便是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如今的日本书店里则是漫画和电子游戏大行其道。对于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三岛在其人生晚期已有洞见，显然，他当时已经预测到了会有这样一天：“日本会消失。日本会变得无生命力、空洞无物、毫无立场可言。日本当然还会变得富裕而精明，成为远东地区的经济大国。”
他预言了现代日本必将全民空虚，也屡次以自身行为演绎人生的“虚无”——既是“丑陋”的代名词，也在他的具体个案中表现为特殊的戏剧性的“嗜血”——在1970 年11 月25 日走到自己的末日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至今，这件事情一直让人费解。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真希望能报道这样的新闻：在东京，有人无意间发现了一些隐匿起来的信件，一本日记，一本摘录簿——不管是任何遗物，只要能开启秘门，能通往三岛由纪夫的精神世界——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新发现。二十五年后，三岛给人留下的全部印象仍是和森田必胜一起切腹自杀的那个下午所抛给人们的疑虑，用《朝日新闻》著名记者深代淳的话来说——三岛自杀的动机可能应该概括为“由同性爱、阳明学和天皇崇拜拼接出的一幅灿烂华丽的马赛克拼图”。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精辟概括！在1974 年我撰写第一版三岛由纪夫传记时，就曾引用了这句话，但没来得及向深代君致谢，那是他和我私下交谈时说到的，没过多久，深代君就因白血病去世了，那真是日本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的思绪仍在挣扎，即便有了深代君的至理名言的帮助，也还是无法透彻洞悉三岛的所作所为。三岛完全特立独行，和他的小团体一起策划了整起事件，在他去世后，法院的检察官也是如此判定的。但是，归根结底，三岛是怎么策划出这样的起义的呢？大多数日本人会退回到30 年代，为三岛的行动找到一个标榜人物。三岛也好，森田也好，另外三名盾会学生也好，他们毅然地担负起“双重爱国”的重任。“双重爱国”这个术语是由牛津大学的学者理查德·史托利(英国著名日本史专家)发明的，他在日本居住多年，专门研究日本的军国主义。我们还可以采用休·拜厄斯(英国记者，日本文化研究者)——他是一位尽心尽力的英国记者，30 年代时就住在东京——书中的小标题来概括20 世纪30 年代的日本：“暗杀政府”的时代。那该是个怎样的时代啊！双重爱国志士涌现出来，几乎无处不在，这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接二连三地刺杀政府要员、高官富贾，一心想把日本推上和西方对抗的战争之路，并且，通常他们都会假借天皇的名义。三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度过青春期的，那时候，他还在学生院上学。
而且，人们还会发问：有多少经历30 年代熏陶的日本人最终成为“双重爱国者”站到了1945 年之后的日本历史舞台上呢？还记得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山口二矢吗？1960 年，他在月台上用刀刺死了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这起刺杀事件的现场摄影被列为战后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摄影作品之一，与其并列的还有三岛由纪夫在市谷自卫队总部大楼的阳台上讲演时拍下的照片）。这个误入歧途、在监狱中自尽的十七岁少年连同其他双重爱国主义者都无法和三岛由纪夫及其同伴们相提并论，显然，十七岁的山口二矢根本没机会经历30 年代的动荡社会。“三岛事件”造成了两人切腹自杀，但没有企图伤害他人的本意。当然，也有人指出：古贺浩靖挥刀砍下了三岛和森田的脑袋，他应该是犯下了谋杀罪，但是如此说来，三岛也将是个谋杀犯，并且是蓄意谋杀，因为是他策划了森田必胜跟随他一起去死。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一些较为公正的评判会倾向于通过这起事件看清楚三岛由纪夫的性格特点。我有一位住在东京的美国记者朋友，他曾对我说，从他的想法去分析，三岛确实是犯下了谋杀罪。常理性的反驳会是这样的：森田必胜自愿自杀，事实上，森田还试图亲手将三岛的头切下，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事实。最后，我也不能确定该如何看待这种谋杀论了。不能否认的是，三岛是在心中、头脑中无数次地犯下了杀戮罪，这可以从《假面的告白》中提到的“杀人剧场”等情节中找到依据。只要看过那本书的人都会记得，三岛曾多次在梦中将白种男孩推到刀下。而和他有私交，便更会被迫地强烈意识到这个男人心中的这种“另一面”。这让我想起，1969 年，我曾在三岛的家里度过了一个恐怖的夜晚。当时，三岛拿出他心爱的、引以为荣的武士刀收藏品，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日后他用来自杀的那把“关孙六”（他的刀剑收藏品都仔细地用布包好，看起来像是个小型军械库）。在场的除了我，还有彼得·泰勒，来自伦敦泰晤士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我记得三岛要求我假装跪在地毯上，就在他家楼上小小的起居室里，他让我摆出样子，以便让泰勒看懂什么叫“介错”——即砍头的武士道仪式。那就是说，他假装扮演介错，要假装砍下某人的脑袋。我记得当时的自己顿觉后脖颈发凉，汗毛倒立，登时站了起来，不禁喊出声来——不！我看到三岛站在那里，手握三尺长的钢刀，脸上带着难以言喻的古怪神情。他显得非常心满意足。当时我心想，圣母啊，可不能和这样一个三岛随便闹着玩儿。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匆忙。我最后一次和三岛见面，是在1970 年11 月12 日，大约晚上九点。我们在东京一家高级酒店顶层的法国餐厅共享晚餐。确切地说，三岛由纪夫留给我的最后一面是他疾步跨进电梯门的瞬间，他往电梯员的手里塞了一点钞票，这让后者目瞪口呆（因为在日本没有给小费的习惯）；然后，他飞快地旋过身子，面朝我，稍稍鞠了一躬，头发剃得极短的脑袋因而也就可见得清清楚楚。大忙人的退场仪式便是如此。九天前，在盾会内部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三岛完成了人生里最后一个重大决定：和盾会学生领导森田必胜在11 月25 日率先出击。在11 月3 日，他们对另外三个成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古贺、小贺和小川三人不能死，只能作为三岛和森田切腹之后的介错，除了见证整个过程，还要作为证人出席随后而来的法院裁决，乃至接受入狱的命运。
大部分针对市谷事件的描述都如同本书的第一章节那样强调了三岛的鲁莽和无畏，不管是持赞成意见者，还是反对者，大家几乎都是站在三岛的立场去描述整个过程。在此，我倒是想多多考虑一下其他的参与者。我们完全能够想象那三个幸存学生所感到的震惊和困惑。11 月3 日，位于六本木的桑拿浴所会议中，湿气弥漫，那片地区鱼龙混杂，帮派争斗，很可能只有三岛熟悉这种世界，另外四人则一无所知。古贺、小贺和小川都不过二十岁刚出头，阅历疏浅，一直与家人住在一起，几乎没机会自己做决定。仅仅几年前，这几个年轻人也沿着不同的路径，聚拢在盾会，三岛由纪夫于1968 年2 月26 日在血誓中创建了“私人军队”，令他们终于决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
1970 年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都活在“将死于今年”的坚定不移的假设中，三岛和森田始终都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他们也宣誓，心甘情愿赴汤蹈火。一切都是为了天皇。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直到距离牺牲仪式只有二十多天时，他们却又得到新的指示：忘掉之前说过的那一切，在最后的关头，你们不能死，而是必须活下去。自从这五人的命运走入同一个深渊，共存在必死的阴影下之后，三岛和森田就没有再为其他成员考虑过生与死的命题。三岛和森田是否明知道他们最后要怎么做，先前只是以言语迷之惑之？可能不是这样的吧。这两位领导人在关键问题上态度不坚决、不明朗，反映出他们是多么多么匆忙，我的猜想正是如此。
不论事实如何，最后，日本舆论对于三岛事件及其动机的解说都可谓是残酷的。周刊杂志总是最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这次几乎统一口径，将这起双人自杀事件描绘为同性恋人的殉情。二十五年后，这个观点仍然是在日本国内的标准解释。三岛曾有太多关于“爱神和鲜血结合”的观点，众人皆知，是他个人美学的终极境界，因而也就被媒体强摘引来，作为诠释自杀事件的最佳根据。舆论认为：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事实证据莫过于三岛和森田决定共赴黄泉，而留下另外三人身陷囹圄，甚而欲死不得。在日文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来形容幸存的生者必须忍受盟定——“残活”，意为留在人世苟活。如果说武士道的伟大理想就是能死得其所（这一观点的影响力极其深远，乃至于影响到当下日本戏剧和电影的想象力和表现力），那么，反过来就可以理解——最糟糕的命运莫过于：死亡的时刻到来，却不能赴死。
武士道的死亡观指引了这五人在1970 年夏天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和步骤。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三岛和森田为什么一前一后自杀？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他们被自恋自私的狂热激情冲昏了头脑，其他三人不过是为这对陷入极致迷情的恋人充当了实施殉情计划的必要工具。性冲动便是解释三岛市谷事件的关键所在——这话是日本当局一位高级官员、副首相、身居日本最机要部门的高层领导在两年前亲口对我说的。我曾把自己写的三岛传记日文版交给他看，他看过之后就给我在东京的办公室打电话，说出了上述的观点。因为这位高官的工作便是负责政府信息发布——亦即首选最佳的意见表达形式，因此，我几乎把这个电话视为官方表态了。但我不同意这种解释，同样也不能接受凡事都扯上政治立场的想法，但我无疑是被震动了。官方也好，舆论也好，竟然都一致坚信性爱冲动覆盖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一点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岛和森田都没有留下日记或信件，因而无法佐证社会公认的“同性恋人”之说。他们刻意地销毁了所有能暗示他们如何策划死亡起义的证据。就我所知，遭受审判的三个年轻学生也无法清楚表述整个计划的来龙去脉。在此，我们又要借助于武士道精神的种种道义规范，才能彻底理解这一切。返回古老教义，就能得到心灵抚慰。在许多事情上，武士都应该互爱，决不向外人泄露自己和其他武士之间的友好关系，即“秘恋”，这已被规范为高层的理想境界。三岛正是照这样做的。三岛曾就《叶隐闻书》写下不少读后感，那是一部武士修行的教科书，曾经是生活在17世纪晚期至18 世纪初的武士山本常朝、抚尾清明撰写的秘密文本。《叶隐闻书》是三岛爱不释手的一本书。在今天的日本，公认的看法就是《叶隐闻书》论及同性爱恋，是三岛由纪夫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书。
十几年来，我始终克制自己，不想老是看《叶隐闻书》（我感觉在这方面我已经看得实在够多了），但是不久前，我去了一次佐贺县，那恰是山本常朝的家乡，当地的主人带着我参观了一家地方志古董博物馆，还给我看了据称是最古老的《叶隐闻书》副本——神圣无比的手稿早已不存在世了。副本是一细卷黄色的手抄本，压在玻璃板下，被好好地保护起来。领我参观的主人一脸严肃虔诚，这庄严的表情令我震惊，仿佛在我眼前摆开的是《死海古卷》。一回到东京，我就把束之高阁的《叶隐闻书》又翻找了出来。手头有一本现代英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凯瑟·史芭玲于1978 年翻译出版。我无意间看到前言介绍中，译者特意用着重记号标出了一句话：“如遇生死几率各半的危机，就应该决定选择即死。这事一点都不复杂。你只需振作精神，付诸实施……”我不禁想起，自己和三岛的交往集中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我几乎顿时感觉到，这些词句是如何令他振作起来的。《叶隐闻书》的本意也好，阳明学的教义也好，都教化了三岛：必须有所行动。只是坐在家里安逸舒服地阅读这些文字，是远远不够的。哪怕仅仅这样去理解，我也能相信，《叶隐闻书》对三岛的影响是本质性的，是一整套明确的指令、再简洁不过的观念。确实是“一点都不复杂”。
阅读《叶隐闻书》，就好像是在“阅读”三岛由纪夫的个性——即便不是全面的，也至少是最致命的那部分。在关于此书的散文中，三岛写道：“从战时起，我开始读这本书，总是把它放在书桌上，或是其他触手可及之处。假如说曾有一本书在连续二十多年内始终令我爱不释手、常看常新、从来没有厌倦过，那必定就是《叶隐闻书》了。尤其是，当《叶隐闻书》拥有极高声誉，也不再是战时作为全社会义不容辞需要熟读的杰出文献之后，它的光辉开始在我体内闪亮。在战时，《叶隐闻书》就好像是暴露在日光底下因而闪闪发光的东西，但是若改换在漆漆沉沉的黑暗中，《叶隐闻书》方能显示出它真正的光芒。”再翻到正文，第一卷中有一篇题为“武士之道即迷恋死亡”，其中说道：“受制于平凡的思路，就无法完成壮举。你必须变得盲信，并培养对死亡的狂热。一旦你树立了整套识辨的能力，要想再付诸行动就太晚了。在武士之道中，忠和孝都是多余的，你只需要对死亡的迷恋和狂热。”
通观全书，还能找到这样的片段：“我相信，最极端的爱便是秘恋。一旦被分享了，爱情就减灭了精神性。终其一生为爱消得人憔悴，为爱而死，但不将爱恋人的姓名挂念于嘴边，这才是爱恋的真正意义。”三岛撰文总结了这部分的武士道教义，“你当然不能同时兼顾两个方向——对男人的爱和对女人的爱。即便当你爱上了男人，你也必须集中所有精力于武之道。同性爱恋与战之道相得益彰”。我们可以把这些片段和三岛小说中的情节相对应，尤其是写成于1951 年至1953 年的长篇小说《禁色》，当时三岛还不过三十岁。小说中有大段的东京同性恋小圈子的描写，有俗艳廉价的装扮，有滑稽可笑的娘娘腔，也有让人先笑再哭的悲凉。那是一个远离《叶隐闻书》的世界，就在东京六本木区的同性恋酒吧里。尽管如此，在三岛的理念深处，必定拥有不同于此的圣坛和偶像。
如果我在此强调“三岛真的是同性恋”这一观点，也是因为有些人假装不知道，另一些人还写了断然否认的文章。二十年前，我根本没想过会有人在公共媒体上讨论某人是否为同性恋，因为这是连在私底下都会避免谈及的话题。1974 年，我在欧洲完成了本书第一版后，又为了写一本关于日本金融的书而重返东京。就是在那次，我第一次遇到了东京同性恋圈子中的一员，他找到我，想站在其他同性恋者的角度和我谈谈三岛由纪夫。根据这位三岛生前的多年好友所言，三岛尤其偏爱两种类型的性伴侣，并且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其一便是学生院里那种娇弱的斯文男孩，并且对文学有一定的欣赏品味，我们可以回顾三岛的短篇小说《香烟》(《香烟》一文由约翰· 本斯特（John Bester） 翻译， 收录于英译本合集《崇拜之举》（Acts of worship）中。——原书注)——贵族学院总是盛产这类男孩；另一种典型形象便是皮肤黝黑、体毛旺盛的黑帮流氓，《假面的告白》中就有很多段落献给了这类粗犷型的男人。
但是，日本社会在这方面非常假正经，哪怕只是稍微暗示地提到三岛由纪夫的同性恋倾向就会引来轩然大波，当保罗·施拉德(影评人、编剧。20 世纪70 年代末期转任电影导演，专拍自己所写的剧本。作品多是揭示人心的阴暗面，引起争议)的电影《三岛由纪夫传》于1985年面世时，三岛的家人对其中一景表示不满——扮演三岛的演员出现于一间同性恋酒吧，于是，电影没多久就被禁演了。如同电影引来口舌之争，几年之后，又有一本书问世，这次则以某种权威的姿态扳正了对三岛性向的评价。这部恢宏大作厚及五百页，名为《三岛由纪夫的世界》，作者名叫松村刚，是和三岛一起长大的多年密友。该书的主要命题可以浓缩为一点：三岛由纪夫是异性恋者。
松村刚在此书出版前夕和我谈过一次，大约是在1980 年下半年，他向我概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尖锐地强调说，三岛根本不是同性恋。三岛的初恋是在少年时代，但他喜欢的姑娘拒绝了他。三岛为此非常痛苦（这段不愉快的人生经历可以从《假面的告白》中描绘园子的章节中窥得一斑）。那之后，根据松村刚所言，三岛为自己选择了另一种人造标签——同性恋者——这也就是《假面的告白》所谓的“面具”。终其一生，三岛都在使用这种假身份，摆出假姿态，在松村刚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很了解松村刚，因此，我想把他对此诠释的心理动机概括如下——第一条理由：假正经；第二条：出于对三岛家人的尊敬；第三条：松村刚是位保守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是和三岛由纪夫平起平坐的知名文人。公众对三岛性生活的种种猜忌令他很痛苦，因为那将分散公众对三岛政治活动的注意力，而这恰恰又是村松刚极其看重的事情。虽然在对同性恋身份的辩解这一点上，他的这本书看起来没有给什么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无论如何，从学术上来说，这无疑是本值得尊敬的好书。
到了1994 年初，松村刚已罹患癌症，正在痛苦挣扎之中，我认识了他的一位密友，是个美国学者。他提及了松村刚的著作不可能定论三岛由纪夫的性向问题。这位学者深表遗憾，因为他将这本书视为松村刚致命的缺憾，因为它几乎会抹杀作者所有的业绩——多年的写作和阅历都会因此化为乌有。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接受这个观点。松村刚很清楚三岛由纪夫的为人，在某些方面比任何一个日本人都更了解三岛——包括三岛和政治家们的密切来往，甚至于能通过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后门，让他直接连线当时的首相。松村刚只是不能处理好性向问题。他在这个棘手问题前的张皇，让我想到了自己年轻时代那些T. E. 劳伦斯(英国探险家、军人、作家，人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崇拜者对他的态度。那时候，他们根本不情愿去揣测任何有关他的性问题，就好像劳伦斯是用木头做的似的。不管怎样，松村刚没有针对我这本书中多处指示三岛是同性恋的论据提出任何质疑。他有过私下的暗示，但没有写成文本。1978 年，我重返东京担当《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社长之后，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三岛家人和其他人的反对意见。十七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人表示要求我做出更正。这并不是最终的定论。这也不能说服我，令我相信三岛和森田死于同性恋者的殉情。可是，在否认“殉情”这一点上，我也有更多的间接证据能辅佐我的推测。我的间接证据和引述的言语主要来自一名警官和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我没有在文章中写出他们的真实姓名，现在也不打算那么做，但只要是身在日本社会的读者都能很容易辨认出他们的身份。这位警官和三岛有多年私交，也是三岛的弟弟千之的朋友，他告诉我，三岛和森田可能是恋人关系，但他相信：你永远也不可能找到所谓的铁证。为了证实这一假设，警方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采访了好几个当时在三岛所登记过的酒店工作的服务生，并留有大量卷宗，这些服务员自然能回答出他们看到什么人在什么时间进入了哪间客房。在很多国家，这类卷宗都是警方的宝贝，绝不可能被公开。
事情就是这么巧，我认识的这位警官恰好是专管这些卷宗的，他不但愿意跟我透露个中详情，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为人也十分儒雅机智。他是介于法律和媒体之间的知情人，也担负着诸如沟通渠道之类的职责，他本身就是了解事实的一条捷径。对他来说，三岛由纪夫不是什么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也不是禁忌口实的大人物，绝不是神秘的话题。每个人都知道三岛是同性恋……问题在于，他和森田必胜在一起时究竟干了什么，并花费了那么多时间？这位警官的一席话把我带回到60 年代，他说，有一天，三岛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求让盾会参加警察的队伍，并上街镇压全学联的学生运动。“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警官说着，露出一丝微笑，他被三岛当时古怪的模样逗乐了。正是这位高级警官在幕后部署了整套镇压全学联造反的方案，而且最终赢得了街巷大战的胜利——在催泪弹的帮助下。当时他只有四十岁，却身居高位。作为调查对象和幕后信息来源，我认为他非常合适，甚而，他的个性中还有一丝天真。多年以后，我意识到，这位警官和所有官员一样，是乐于看到“同性恋殉情”之说在社会上大肆蔓延的，这样一来，就能分散媒体的注意力，让大家逐渐忽视三岛事件的政治寓意。
再来说说那位夫人吧。她的背景极其显赫，所谈及的内容也很让人信服。她认识三岛由纪夫已有多年。她出生在非常富裕的家庭，三岛曾经试图和她联姻。这在日本是很普遍的事情——没钱没势但才干出众的年轻男子一帆风顺地完成了高等教育，就像三岛那样，便会有机会娶到富人家的小姐。这类求婚过程中，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这位夫人（当时还是富家小姐）回绝了三岛的求婚（这也可能是她双亲的意思，就像正田美智子的家庭反对她和三岛结婚一样，后者后来成了日本的皇太子妃）。三岛由纪夫固然是才华横溢，是东大毕业的高才生，又进入了大藏省任公务员，这几乎是日本有志青年梦寐以求的终极归宿，但他毕竟还是没有留在仕途发展，这令他和别人不一样，简而言之，他给人的印象是：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疯子。所以，和这样的人结婚无疑是一种冒险，很多小姐都不会予以考虑。我的这位“线人”生性风趣幽默，思维敏捷过人，她则向我提到，曾收到很多封三岛写给她的情书。她还把这些来信拿给我看（后来，我想，她可能就是松村刚脑海中认定的三岛的初恋女朋友，但他拒绝对此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表态）。
那之后很多年里我和这位夫人都没有再联系。她的健康状态很不好，我不忍心去打扰她。况且，她已经把她知道的确凿事实告诉我了。她的陈述大都基于直觉（她当然不可能像警官那样依靠卷宗来说话，但也有可能她通过她的丈夫了解到了警方所掌握的资料，毕竟，她的夫君是位显赫的政客）。她的观点是：三岛必定是深深爱上了森田必胜。她对于这件事情的直觉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这无疑是对“三岛不是同性恋”之说的干脆的否定。其次，她相信是森田深刻影响了三岛。这一点可谓是一针见血，触及了一切事情的核心。我们当时在一家酒店里边吃午餐边聊天，这位夫人坚信：三岛由纪夫绝不可能独自一人完成这些事情。她的观点和我的正好吻合，直至现在我也同意。三岛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但他始终都需要外界的扶持——就好像他的文学之路始于母亲倭文重的大力相助，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在文学之路上默默无闻地奋斗着，但是，是倭文重带着他的手稿四处找寻出版机会。三岛由纪夫有他的底线。切腹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不管三岛可能变得多么“疯狂”，也不管这种痛苦他最终是否忍受下来了——从他末日的表现来看，他的确极有胆魄——但单独面对这一结局，这件事情是他不会去做的，因为他做不到。
高官夫人的直觉恰好吻合了警方的调查结果。二十四岁的森田必胜确实是首先提出要策划暴动的人，警方证实了这一点。森田率先在1969年末向三岛提出了这一计划的构想，但三岛一开始断然拒绝了。三岛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森田的想法是这样的：盾会将会变得一无是处、百无一用，人们只会说，它不过是大作家的玩具军队（我本人也是这样想的），最后，参与盾会的年轻学生只会落得自“愚”自乐的下场。森田如此刺激三岛，将后者狠狠地触动了。到了1970 年初，三岛已经无路可退，陷入茫然，那时候，三岛才第一次根据森田的意见制定了一份日程表，并决定在同年写完《丰饶之海》的终结篇。直到这时候，三岛才下了决心。他截断了和昔日故友们的所有联系，也包括松村刚，集中所有精力完成手头剩下的工作，或者应该说，是他艺术创作的极致终点——死亡、黑夜和鲜血汇集一处之地。《叶隐闻书》就曾教导武士：如果上级玩忽职守，下级就该大胆进言，正是如此，森田必胜的反复规劝终于见了成效。三岛终于铁了心。他甚至不再接听朋友们的电话。一切都经由一位新任命的中介人来转达，那便是，如他影子般的伊泽甲子磨(日本教育评论家，三岛由纪夫的密友。曾与林房雄共同撰写《历史的证言：三岛由纪夫·鲜血的遗训》（1971 年）)。我印象中的森田必胜只是几个模糊的片段。根据我的采访记录，我和他的见面是在1969 年3 月，当时我在为《泰晤士报》工作，奉三岛之邀去富士山脚下的自卫队基地探访盾会集训。当时，森田对我谈到了三岛，以及他们在一起工作，并且他（森田）是“通过三岛”才能和天皇“相连”，他心目中的天皇便是伟大的领袖，是在战争岁月中骑着白马的形象。从1969 年的富士山基地，到1970 年的市谷事件，这句话贯穿了始终。但是当我隔了这么多年再次回顾，我发现，每一个细节都是吻合的，每一件事情都契入了本来的位置，最终跟来的便是两人的自杀。不管多么血腥恐怖，也不管多么悲惨可怜，这个结局显然是富有戏剧性的，就好像由一个娴熟老练的剧作家精心安排的舞台剧。在人生的终结时刻，三岛由纪夫作为一个剧作家无疑是杰出卓越的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匆忙。我最后一次和三岛见面，是在1970 年11 月12 日，大约晚上九点。我们在东京一家高级酒店顶层的法国餐厅共享晚餐。确切地说，三岛由纪夫留给我的最后一面是他疾步跨进电梯门的瞬间，他往电梯员的手里塞了一点钞票，这让后者目瞪口呆（因为在日本没有给小费的习惯）；然后，他飞快地旋过身子，面朝我，稍稍鞠了一躬，头发剃得极短的脑袋因而也就可见得清清楚楚。大忙人的退场仪式便是如此。九天前，在盾会内部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三岛完成了人生里最后一个重大决定：和盾会学生领导森田必胜在11 月25 日率先出击。在11 月3 日，他们对另外三个成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古贺、小贺和小川三人不能死，只能作为三岛和森田切腹之后的介错，除了见证整个过程，还要作为证人出席随后而来的法院裁决，乃至接受入狱的命运。
大部分针对市谷事件的描述都如同本书的第一章节那样强调了三岛的鲁莽和无畏，不管是持赞成意见者，还是反对者，大家几乎都是站在三岛的立场去描述整个过程。在此，我倒是想多多考虑一下其他的参与者。我们完全能够想象那三个幸存学生所感到的震惊和困惑。11 月3 日，位于六本木的桑拿浴所会议中，湿气弥漫，那片地区鱼龙混杂，帮派争斗，很可能只有三岛熟悉这种世界，另外四人则一无所知。古贺、小贺和小川都不过二十岁刚出头，阅历疏浅，一直与家人住在一起，几乎没机会自己做决定。仅仅几年前，这几个年轻人也沿着不同的路径，聚拢在盾会，三岛由纪夫于1968 年2 月26 日在血誓中创建了“私人军队”，令他们终于决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
1970 年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都活在“将死于今年”的坚定不移的假设中，三岛和森田始终都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他们也宣誓，心甘情愿赴汤蹈火。一切都是为了天皇。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直到距离牺牲仪式只有二十多天时，他们却又得到新的指示：忘掉之前说过的那一切，在最后的关头，你们不能死，而是必须活下去。自从这五人的命运走入同一个深渊，共存在必死的阴影下之后，三岛和森田就没有再为其他成员考虑过生与死的命题。三岛和森田是否明知道他们最后要怎么做，先前只是以言语迷之惑之？可能不是这样的吧。这两位领导人在关键问题上态度不坚决、不明朗，反映出他们是多么多么匆忙，我的猜想正是如此。
不论事实如何，最后，日本舆论对于三岛事件及其动机的解说都可谓是残酷的。周刊杂志总是最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这次几乎统一口径，将这起双人自杀事件描绘为同性恋人的殉情。二十五年后，这个观点仍然是在日本国内的标准解释。三岛曾有太多关于“爱神和鲜血结合”的观点，众人皆知，是他个人美学的终极境界，因而也就被媒体强摘引来，作为诠释自杀事件的最佳根据。舆论认为：整个事件中最重要的事实证据莫过于三岛和森田决定共赴黄泉，而留下另外三人身陷囹圄，甚而欲死不得。在日文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来形容幸存的生者必须忍受盟定——“残活”，意为留在人世苟活。如果说武士道的伟大理想就是能死得其所（这一观点的影响力极其深远，乃至于影响到当下日本戏剧和电影的想象力和表现力），那么，反过来就可以理解——最糟糕的命运莫过于：死亡的时刻到来，却不能赴死。
武士道的死亡观指引了这五人在1970 年夏天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和步骤。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三岛和森田为什么一前一后自杀？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他们被自恋自私的狂热激情冲昏了头脑，其他三人不过是为这对陷入极致迷情的恋人充当了实施殉情计划的必要工具。性冲动便是解释三岛市谷事件的关键所在——这话是日本当局一位高级官员、副首相、身居日本最机要部门的高层领导在两年前亲口对我说的。我曾把自己写的三岛传记日文版交给他看，他看过之后就给我在东京的办公室打电话，说出了上述的观点。因为这位高官的工作便是负责政府信息发布——亦即首选最佳的意见表达形式，因此，我几乎把这个电话视为官方表态了。但我不同意这种解释，同样也不能接受凡事都扯上政治立场的想法，但我无疑是被震动了。官方也好，舆论也好，竟然都一致坚信性爱冲动覆盖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一点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