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文化博物馆几乎每年都会举办一个池大雅作品展，从各个角度为大家解读这个日本文人画的集大成者。
之所以对池大雅如此钟情，是因为作为日本人模仿中国传统文人画的“范本”，池大雅在学习中国文人画的同时，也活成了许多后世日本文人憧憬的样子。
作为一个天才书画家， 池大雅所生的时代的人们纷纷效仿中国的“文人”，所以他接受了中国书画启蒙读物，并拜日本文人画大家为师，还爱上了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以茶为友，家中摆满古董字画，此外还有贤妻挚友为伴……
池大雅是一个彻底实践中国文人理念的人。8月22日，“池大雅——文人们的交流”在京都文化博物馆开幕，展览以池大雅美术馆赠予京都府的收藏品为中心，介绍池大雅与文人们的交流。
那么池大雅这个中国文化的推崇者，是怎么从一个日本人成长为一个近乎中国文人的样子？
1723年，神童池大雅生于京都，虽然家中世代务农，却在七岁就写得一手好书法，又自学绘画，一亮相就撼动了整个京都文化圈。
15岁那年，他在京都开设了“待买堂”，贩卖画扇和印章，因为才气，身旁聚集了一批精通中国画、汉诗的一流学者。这些人都对这位神童给予了指导。
黄氏画谱.八种八卷.明.黄凤池编绘.明万历至天启时期刊本
内收《唐解元仿古今画谱》、《新镌梅兰竹菊四谱》、《新镌木本花鸟谱》、《新镌草本花诗话》、《张白云选名公扇谱》。书法绘画为董其昌、陈继儒、唐寅等人绘制，刻版出自徽派名工刘次泉、汪氏珩、刘素明等人之手，为诗、书、画三美合一的徽派版画代表作。
池大雅的绘画学习开始于《八种画谱》，这本画谱出版于明代末年，传入日本后不久就被翻刻出版，属于文人画系统的画谱，记有唐诗画谱、花鸟画谱、梅兰竹菊以及扇面画谱等八种画谱。
1750年，二十八岁的池大雅前往纪州旅行，在这里，他有幸拜会了江户中期的文人画之祖袛園南海，因为投缘，南海把自己收藏的中国画谱《萧尺木画谱》送给了池大雅，并勉励他“画当学文人学士画”。为了纪念这一难得的机遇，池大雅描绘了一幅《乐志论图卷》（1750）。
除了画谱的影响，池大雅借着画店的缘故，得以接触到中国访日画家的作品，虽然大部分为中国二三流画家的作品，但却系统学习了中国画技法，其中对池大雅有直接影响要数沈铨与伊海（伊孚九）二人。
沈铨在国内画坛其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民间画师，清雍正时期东渡日本，为皇室作画，留日三年成为了开启日本画坛写生派的一代宗师。伊孚九则根本不是专业的画家，是中日通商的商人，贩卖马匹，因喜爱书画，偶尔也画两笔，一般读书人都有这个本事。但他的书画则被当时的日本奉为上品，膜拜学习！此外，他还利用双方贸易的机会，带了大量中国的画谱、文人画和碑帖到日本，开启了日本南画的新篇章。
虽然这些画师的水平不高，但池大雅却有幸借到了一幅董其昌的书法。正式提出中国“文人画”概念的恰是董其昌，他以佛家禅宗分南北而喻，推出了文人画的“南北宗论”，而“南画”这一称谓就源于此。作为日本文人画(南画)的集大成者，池大雅受董其昌的影响极深。
画技大成后，26岁的池大雅开始践行董其昌提倡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游历日本名山大川的过程中，逐渐凝练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除了登山和旅行，池大雅还结交了诸多朋友，其中韩天寿（日本书法家和拓片收藏家），高芙蓉（日本的“印圣”）作为他的终生好友兼驴友，三人结伴数次攀登富士山，立山，白山等“三名山”，并有“三岳道者”的道号。
1760年，池大雅再次前往富士山、立山以及白山，他将十几年来的真景山水与西洋透视法融合，表现《浅间山真景图》（1760）。隔年再次富士山，并于四十岁前后创作了大量描绘富士山的风景。
1814年10月，黄檗僧人闻中净复在《闻中禅师诗文章》回忆道，“有一次，东山的池大雅告诉我:‘我造访富士山数日，亲自去研究其顶峰，吸纳其景致，致力于让自身与山合而为一，成为它的一部分。最后，我终于学会如何一笔画出它的轮廓。在此过程中，我用完了好几张中国纸。在当时，中国纸是每二百张装订成一本素描本，而大雅用完了不止三本。’”
《陆奥奇胜图》是池大雅早年游历东北时绘制的长卷，画的是日本东北古称—陆奥地区的“真山水”。
池大雅从年轻时就以从中国传入的书画为钻研的参考，许多作品取材于中国的风景名胜和人文典故。《兰亭曲水・龙山胜会图屏风》绘制了东晋文人的题材，龙山胜会指的是桓温宴请部下孟嘉的故事。标志着池大雅将远近法与文人山水画相结合画风的确立。
国宝《山水人物图》是绘制在高野山塔头遍照光院大广间上面的障壁画。是大雅擅长的隐士题材，其中心部分下图的《山中雅会图》是大雅参考《东林集会图》绘制，上面的人物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
